新 大 陆 诗 双 月 刊 1998年10月第48期 吴立昌 海外赤子的又一次沉思 ──刘耀中新着《诗人与哲人》读后杂感 　《诗人与哲人》，顾名思义，是研究、评论诗人与哲人。从目录看， 对于中国大陆读者来说，有许多并不算生疏，有些甚至耳熟能详，如 叶芝、奥登、卡夫卡、里尔克、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尼采以及弗洛 伊德、荣格等，但对弗罗斯特、克莱恩、格雷夫斯、洛厄尔、沃尔科 特等诗人以及诺斯替教、炼金术等宗教哲学思想，恐怕所知有限，甚 至非常陌生。因此，从作者通俗而有趣的介绍里，我们便增长了不少 知识，大大拓宽了西方文化的视野；即使那些并不生疏的诗人与哲人， 由于作者从自己所特有的视角切入，得出的结论往往与众不同，这不 仅给读者以新鲜感，而且在认知西方文化方面，会产生不少启迪。 　　唯物辩证法色彩 　刘耀中读书而广，研究范围庞杂，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宗教 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几乎涉足大多数人文学科。漫步无边学海， 面对众多理论，看得出刘耀中既有心仪的对象（如荣格），又力图博 采众长。他虽然热爱中国，但并未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 在评述西方诗人成长时所显示的观点，却颇有唯物辩证法色彩。比如 艺术天才问题，历来受到哲学家文学家们的重视，对其实质作出各种 各样解释。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作者并不知晓诸观念是怎 样在他内心里成立的，也不受他自己的控制＂，艺术在康德眼中，实 际上是富于神秘色彩的纯然的天才产物。＂天才＂又从何而来？康德 说：＂天才就是那天赋的才能，它给艺术制定法规。＂康德对＂天才 ＂的解释完全是唯心的。记得一九五八年，中国大陆正值轰轰烈烈大 跃进，群众文艺运动掀起高潮之时，有人撰文，力主＂创作，需要才 能＂，于是遭来倾盆大雨式的批判，被扣上＂唯心主义＂、＂给群众 创作泼冷水＂等一大堆帽子。这样的批判，根本否认艺术家才能（或 天才）的存在，貌似革命，貌似唯物主义，实乃教条主义、形而上学。 〈浅谈奥登〉在解释＂早慧和天才＂时，就避免了上述的幼稚病和片 面性。作者首先承认天才有先天的因素，但是＂一个天才的培育成长， 总是脱离不了它的时代背景和人文因素的＂，这就表明，历史的客观 的因素对于天才的出现和成长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对于创 作主体的诗人艺术家来说，没有天赋固然不行，但长期艰苦的创作实 践更为重要。所以作者说：＂主观因素则是先天的天才和后天的勤奋 相结合。如果天降奇才，不加培养和造就，一任其荒芜，即使是早慧， 其智慧也必将夭折。＂依循这一思路，自然又得出＂灵感蕴于博学之 中＂、＂勤能补拙＂一类正确结论。由于文章一开始就确立了这样一 个较为全面而辩证的观念，再自此出发，介绍和阐释既是天才又极力 主张求学勤奋的著名诗人奥登的生平和思想，诗歌艺术成就，乃至他 的同性恋心理等等，就显得自然顺畅，一气呵成。作者说：＂一个人 的贫富财运，似乎不能单凭个人努力奋斗而获得，还得配合天时、地 利、人和＂，不管这与荣格的＂合时论＂有何关系，但这种既重视主 观又强调客观因素的观念和方法是十分对头的。介绍奥登如此，介绍 其它诗人也是如此，作者总是牢牢扣住被介绍对象自童年开始的一切 活动，将诗人独特的性格心理同其成长的客观环境（包括家庭、教育、 社会关系、文化氛围、时代背景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介绍， 尽管内容较为浅近，理论上亦欠严谨周密，但是读来，不由自主会产 生一种亲切感和可信性。这正是本书作者的成功之处和风格所在。 　　正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自本世纪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文革 ＂时期最热衷、又最缠夹不清的陈旧话题，也是三十年代信奉自由主 义的文学家和八十年代之后的新潮作家批评家最为厌恶且不屑一顾的 劳什子。刘耀中既然没有忽略从时代背景和人文因素的角度看待种种 文化艺术现象，自然就能正视，至少不会回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二十世纪西方学术与精神历史〉阐述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以稳定 佛罗伦萨政权著称的政治家马基雅弗利时，作者根据达．芬奇、米开 朗基罗、拉斐尔等艺术大师在同一时代接踵而至的文化现象，得出结 论：＂文学艺术的花朵，其实和任何学术一样，需要植根于稳定的政 治环境中。＂稍后谈到英皇对洛克、笛卡儿、牛顿思想体系的支持时， 又说：＂任何一种新理论、新发明都需要政治的支持。＂西方思想文 化发展的历史固然是作者重视文化艺术与政治关系的依据，但是还有 两个因素，我以为也不能忽略。 　其一，刘耀中十五岁移民去美国，童年少年时代，在广东中山故乡 的私塾里从前清一位秀才受业，读了不少儒家经典，深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薰陶。儒家向来主张文章经世致用，重视文学教化之功。从孔子 的诗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到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 大业，不朽之盛事＂，再到刘勰的＂道沿圣以垂之，圣因文而明道＂， 中心就是强调文章文学应该发挥明道、徵圣、宗经的作用。具体讲， 文章是道的表现，道是文的本源；圣人为文，即在以圣人之道治国家， 加强教化。这一古代思想传统，为唐以后历代儒家思想家文学家奉为 圭臬，且屡试不爽。 　其二，刘耀中热爱祖国，由爱而对祖国的方方面面，一举一动都极 为关注，是很自然的事。他热心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研究，对中国文 化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必定要下一番功夫去认识去熟悉。一九四九年后 的中国大陆，＂政治＂一向处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随着接二连三 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文学对政治的依从，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预也 越演越烈，直至＂文革＂十年，终于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 的极左方向而陷入只有＂政治＂、＂阶级斗争＂、毫无文化艺术的绝 境。改革开放以来，因路线政策的＂拨乱反正＂，自上而下调整了文 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已为文学为人民、为社会主 义的＂二为＂方针所替代。然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视和强调， 仍一以贯之，当今提倡文艺创作要表现时代主旋律，即是明证。文学 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国特色，对此，刘耀中一定深 有所悟。 　文艺的花朵植根于稳定的政治环境，有一定道理。因为政权稳定， 政治家对自己的前途就充满信心，气魄也似乎恢宏雄大起来，对文学 自然比较宽容。宽容，就是对文学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就可以使文学 在较少政治干预下自由发展。比如中国唐代，经过贞观之治，到了开 元年间，进入鼎盛阶段。李世民主张开明治国，很能纳谏，正是自信 心强的表现。政治的开明导致对文化的宽容。盛唐的文化政策是兼容 并包，对外开放，儒、释、道并行不悖。这样的人文环境不正是繁荣 文化艺术最适宜的土壤吗？所以盛唐气象向为后世文人所称羡。又如， 中国大陆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文学艺术在新时期， 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之前这十多年间，也取得相应的发展，成果之丰硕， 是建国后三十年间所无可比拟的，也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六十余年间 所罕见。海内外人士有目共睹，无须笔者在此赘述。 　政治环境的不稳定，肯定会影响文学的发展。战争是最不稳定的政 治环境。诚然，战争中也会有好作品，但是，描绘一场大规模战争的 史诗性作品，大多问世于战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文学成就亦不可 小觑，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甚或沦陷区，都曾产生一批值得 称道的作家作品，但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总体看，此时与战前的的三 十年代相较，毕竟稍逊一筹。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中期近十年 间，尽管中国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烈，但当时新上台的南京政府 总算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经济发展，物价稳定。当局虽然 也想控制文化，但文学家至少尚有公开要求言论自由的自由，即使这 要求遭到禁锢，也还能运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策略，巧妙周旋。 文化领域里，在朝与在野、左翼与右翼以及左翼内部，各种思潮，各 种派别，虽不断发生论争，但也有不少远离或不屑参与论争的死抱住 文学不放的作家以及一面参与论争一面坚持创作的作家。因此，除了 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五四时代的文化先驱外，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第一流作家，如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老舍、沈从文、 曹禺等都是在抗战前十年中间，陆续奉献出各自的扛鼎之作。 　然而，看什么问题都不能绝对化；对于政治环境的稳定与文学艺术 的繁荣之间的关系，同样不能绝对化。换句话说，有时也会出现因政 治环境不稳定而出现文艺繁荣的景象。五四之后的七八年间，中国文 坛流派蜂起，新的文学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颇热闹了一阵子。这 固然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余波所及，但与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的脆弱和混 乱有关。军阀们虽视新思潮如洪水猛兽，但他们首先忙于争权夺利， 直系、奉系，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根本腾不出手来禁这禁那，整个 国家处于军阀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这正给了各种不同风格和流派的 文学家大显身手的机会。 　反之，有时稳定的政治环境对文学的发展未必有利，甚至会带来灾 难。想当年，希特勒上台不可一世，连原来屈从于国社党的国权党也 被他解散，真是百分之一百的一党专政；凡不属于纳粹主义的所谓＂ 非德国思想＂的书籍一律焚毁。于是，人人箝口结舌，＂偶语者弃市 ＂，任何异议和异己份子皆无处容身，这样的政权不能不说是统一的、 稳固的。可是，希魔治下的文艺花朵又开放在哪里？ 　中国自清兵入关，经过康乾盛世，版图扩大，国家统一，政治环境 应该说十分稳定。但由于满族统治者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文人皆 纷纷避祸于古籍的训诂、校斟、辨伪，笺释、辑佚之中，结果是朴学 盛行。至于文学，则远不如唐宋，也不见元明戏曲小说之盛况。梁启 超评曰：＂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以言夫词，清代固有作者， 驾元、明而上……然词固所共指为小道者也。以言夫曲，孔尚任《挑 花扇》、洪升《长生殿》外，无足称者……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 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以言夫散文，经师家朴实说理，毫不带文学 臭味……要而论之，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清代文艺美 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此吾所敢昌言也。＂（《清 代学术概论》）梁任公所论，虽时有过激不当之处，但其基本估价还 是符合有清一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实际地 位。 　总之，一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兴衰取决于多种社会因素以及属于主观 方面的心理因素。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否能催促文艺之花盛开，看来还 有个重要前提，即这＂政治＂必须是开明的，以现代的说法，必须是 以民主自由而获得的政治的稳定；反之，如以独裁专制的高压形成的 ＂稳定＂，只能阻碍甚至窒息文艺之花的生长，直至其枯萎。 　作者刘耀中虽然很重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在分析具体文化现象 时，有时又有所忽略，比如〈看菊豆〉一文，作者很敏锐地揭示了影 片的故事构架显然受了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准确地肯定了影片 在色彩运用、象徵手法等方面的成功。不过，在分析〈菊豆〉获得奥 斯卡奖提名之后，旋又被中国政府请求召回的原因时，很有点隔靴搔 痒，没有击中要害。作者虽然从维护中国的政治立场出发，指责美国 电影艺术科技会拒绝中国请求的做法以及西方对影片可能是从色情的 角度被中国认为有伤风化的推测，皆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但他没有 看到〈菊豆〉事件更深层的原因仍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方面。所谓影 片没有在中国市场放映过、＂有伤风化＂等等，都只是要求退回参赛 的表面理由。深谙中国文化政策的人士，知道如要究其真正原因，一 定要联系到影片制作者其它作品乃至新时期一大批新潮作家艺术家的 创作倾向，联系到八十年代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强调反自由化的 文化氛围来观察，方能解开中国政府请求从奥斯卡评奖活动中收回 〈菊豆〉之谜。 　　欣赏荣格，更应超越荣格 　作者在笺释尼采的名言＂上帝已死＂时说：＂他（尼采）是指在现 代科学昌盛、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生活中，相应地，在精神世界方面， 反而更加空虚落寞，而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寄托。＂荣格的＂原型＂理 论，强调＂幻想＂、＂幻觉＂，认为能够沟通现象与本体、经验与超 验、意识与无意识的，不是科学，而是幻想幻觉；科学并不能帮助人 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科学越发达，人的精神越空虚，人 们也就越需要幻想，越向往科学解释不了的神话。我觉得，作者正鉴 于此，才主张＂应客观地认识世界，将东、西方文化加以研究分析， 用荣格心理学的方法，对世界上的一切问题，诸如神话、象徵等现象， 予以重新的评估。＂作者对荣格真是＂欣赏备至＂，全书除了〈荣格 心理学帮助我懂得东方和西方〉等三篇专论，还有许多篇均辟有专门 介绍荣格的章节；至于评述全书所涉及到的数十位诗人与哲人时，更 是贯穿荣格的理论和方法。明眼人一看便知，无须我这门外汉在此置 喙。下面仅就作者所论对我有启迪之处，谈点个人感受和意见。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但对无意识的实质 和结构的理解，则修正且超越了弗氏，他对集体无意识及原型的深入 研究，并非完全是臆想，而是以考古学、神话学、人类学所提供的大 量研究成果为依据，将这些学科的观念和方法融会贯通之后引进艺术 批评领域，从而使他的＂原型批评＂大大拓宽了文艺批评视野，对许 多艺术现象和作品的分析，显示出传统批评方法所不及的别开生面的 独到之处。本书对诗人和哲人的评析，之所以常有闪光的令人耳目一 新的见解，大多得益于荣格心理学。 　弗洛伊德把一切，包括艺术创造皆归之为性，荣格否定了弗氏的＂ 泛性论＂。作者刘耀中在其评论以及与我多次通信中，对＂泛性论＂ 所持态度也是如此。弗氏曾根据达．芬奇的生平资料，撰写〈达．芬 奇和他童年的一次回忆〉长文，企图以他那把＂俄狄浦斯情结＂的万 能钥匙，揭开伟大画家艺术创造之谜。刘耀中也重视达．芬奇的童年 生活，但他却从画家幼年丧母，失去母爱的史实，看出画家在心灵中 缺少亲情滋润，因此＂更需要慈母型的爱。是否可以说他不朽的名画 〈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是嘲笑自己在一个不可了解的世界中痛苦的挣 扎？＂对另一幅传世之作〈最后的晚餐〉，则认为画家运用颜色技巧 淋漓尽致绘出犹大嘴脸，不仅是天才的具体表现，而且＂从中我们可 以窥见他对人的信仰缺乏和精神破产的反映＂。是否像荣格那么强调 用幻想来进行心理的平衡和补偿，作者未因此发挥下去，而是笔锋又 转到弗洛伊德，指出弗氏虽对达．芬奇生平及其作品作了详细研究之 后才得出＂达．芬奇的成就是性的抑制的成果＂的结论，但＂泛性论 不可能得到一个综合的见解，所以，作者对弗氏的分析批评感到失望。 其实，弗氏自己对达．芬奇这样的分析，也心虚得很，他说，如果人 们批评他的这篇长文＂只不过写了一部精神分析的小说，我可以回答 说，我决没有过高估计这些结果的肯定性＂。 　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有其合理性，如果善于批判地汲取，则大大有助 于我们对人类心灵的探索研究。比如，＂性欲升华＂说是泛性论，但 是把＂性欲＂扩大为人的各种欲望，包括本能欲望和带有社会内容的 精神追求，那么，文艺的创造是欲望的升华，便有它的真实性和普遍 性。〈回顾诗人里尔克＂，就是作者以改造过了的弗氏升华说，具体 分析了里尔克的两部诗集，指出这些作品乃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后所产生的苦闷的宣泄，这苦闷既有时代所赋予的，又有纯粹个人的 内容，诗人＂借诗抒发情怀，以平衡内心的苦闷和失控＂，同时也是 借诗歌＂以缓解甚至解决现代人的痛苦＂。将心理分析与社会批评结 合起来，往往更能切合诗人与诗作的实际。 　记得我在一九八九年那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在认识个人心理与社会 历史关系上，服膺荣格的刘耀中有其超越荣格之处。荣格把＂原型＂ 看成一种记忆蕴藏，是初民社会的生活遗迹，它来源于同一经验无数 过程的凝缩，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内心体验的积淀。但这里的经验、体 验非指人的社会实践，荣格注意的只是人类心理某种自主情结和先天 综合能力。而离开诗人艺术家的生活实践和生活环境，抽象去研究其 心理，即易变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本书作者对于诗人个人心理特 徵形成的原因，首先探索的正是评论对象一生的生活环境，因此作者 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避免了荣格心理学所固有的局限性。 　遗憾的是，在分析某些历史现象时，由于作者过多地依赖荣格，偶 尔会身不由己地走上荣格的理论歧路。比如，〈新纪元的展望〉一文 谈到俄国历史时，竟然得出＂灵魂的力量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历史就是人类灵魂的故事＂、＂历史是心灵的发展，是意识的滋长＂、 ＂心灵总是居于首位＂一类的结论。至少从我的观点看来，这是完全 不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普遍历史规律。唯物史观既肯定由人 类物质生产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存在是第一性，同时又充份重视人的心 灵、意识、主观因素对客观存在的巨大能动性。人的心灵力量当然有 其先天的因素，但人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生活于社会，因此，其心 理、意识归根到底还是来自生活实践。作者很赞赏荣格这句话：＂人 类把世界的危机放在经济与政治上，其实那是错误的看法＂。其实， 错误的恰恰在于荣格自己，这已由近现代乃至当今世界的无数危机 （包括人类的精神危机）所证实。荣格的重视原始神话，重视内心体 验，重视先验形式。虽然在对人的本质、心理以及艺术的研究方面有 许多新的创造和贡献，但唯物主义者也要保持警惕，不能盲目地跟着 他走向神秘主义，甚至皈依宗教。 　＂荣格认为必须站在自己原有的文化基础上，也就是站在自己的根 上，才能正确对待世界上的事物，意识到『自我』和『自己』听到自 己的声音，然后再去追求、研究、吸收其它文化的本质，才能全面发 展。这个论点使我获益匪浅。＂这是刘耀中多年来研究东西方文化的 出发点和归宿，所以，他心悦诚服地承认：＂荣格心理学帮助我懂得 东方和西方。＂一九九０年初，他给我来信，谈起他第一本论文集在 祖国问世时说，＂我的主要目标是把在西方找来的财产带回国家── 那是海外华侨的使命＂。有了这样明确的企图，他在具体研究西方文 化思潮的时候，自然强调以我为主，反对＂照单全收＂。张之洞的＂ 中体西用＂之所以遭到变法维新派和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驳反对， 是因为他的目的在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和思想体系。但是，如果我们 从接受外国先进科技文化的角度来看，＂中体西用＂并不错。今天，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坚持我国固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前提 下，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同外国文化的交流，最终目的 是为了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荣格关于站在自己的＂根＂上研究吸收其它文化的观点非常精辟； 刘耀中坚持荣格这一观点，站在热爱祖国及其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多 年来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的努力，十分令人赞赏。三年前，我曾在 《沈从文传》的〈自序〉中说：＂中国现代作家，以鲁迅为首，凡有 成就者，似乎开始都曾取法于外国，然后又逐渐摆脱外国的影响，但 已将外国的有益营养溶解于自己的血肉之中，从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 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其原因恐怕即在他们牢牢立足于各自所生 存的现实土壤。当然，要达到如鲁迅（也应包括沈从文）那样熔古今 中外于一炉的境界，毕竟不是一件易事，但确实是现当代许多有出息 有成就的文学家所努力追求的。我常想，在批评领域，在西方现代批 评流派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今天，能不能也将熔古今中外批评理论和方 法于一炉而又能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显现本民族的特点，作为我们 所追求的文艺批评最高境界呢？＂我知道，刘耀中先生正在继续他的 追求，他的又二本新着《炼金术与文艺》、《荣格评传》即将在海峡 两岸分别出版，衷心祝愿他的文艺批评境界继续有所提高。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日秋老虎 热浪里写于沪西＂四乐区＂